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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兴五年(317年)三月的建邺码头,朔风裹挟着长江的湿气扑面而来,将司马睿的玄色长袍吹得猎猎作响。这位琅琊王死死攥着晋愍帝司马邺的绝笔信,信纸早已被汗水洇出褶皱,\"堂兄速来救我\"的字迹在晕染中扭曲变形,仿佛是用血泪写就。就在数月前,建兴四年(316年)的长安城外,匈奴汉赵政权的铁骑踏碎了西晋最后的防线。刘曜率领的军队如潮水般涌入,长安城陷入了人间炼狱——城内米价暴涨至万钱一石,百姓易子而食,白骨蔽野。十一月十一日,晋愍帝司马邺乘着羊车,袒露上身,口衔玉璧,出城投降,立国仅51年的西晋王朝就此覆灭。
身旁的王导凝视着波涛汹涌的江面,他的眉头微皱,眼神凝重而深沉。江水奔腾不息,仿佛在诉说着世间的沧桑和变迁。他沉默片刻,终于缓缓开口,声音低沉而有力:“王爷,长安已经化为一片焦土,匈奴人肆虐横行,连未央宫的铜驼都被他们镀上了一层血腥气。”
司马睿听闻此言,心中猛地一震,他猛然抬头,目光如炬,穿透那弥漫的薄雾,直直地落在对岸若隐若现的建邺城墙上。那城墙在雾气中显得有些模糊,但他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,那是他最后的希望所在。
然而,当他的目光触及那城墙时,他的声音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,其中夹杂着难以掩饰的惶惑:“江东士族视我如陌路,这江南……真能容身吗?”他的心中充满了疑虑和不安,对于未来的道路,他感到一片迷茫。
此刻的司马睿,尚未意识到他即将开启的这场“创业”,其意义远不止于个人的命运起伏。这场“创业”不仅关乎他自己的生死存亡,更将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一、被迫营业的\"白板王爷\"
永嘉之乱后的江东,就像一盘扑朔迷离、错综复杂的棋局,让人难以捉摸。当司马睿于永嘉元年(307年)初抵达建邺时,他的处境可谓是异常艰难,完全就是一个“三无创业者”:首先,他并非西晋皇室的嫡系血脉,仅仅只是司马懿的曾孙而已;其次,他手中没有一兵一卒,可谓是孤家寡人;最后,在江东士族的眼中,他更是毫无威望可言,根本无法让人信服。
然而,此时的江东士族却早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。自东吴灭亡之后,顾、陆、朱、张等家族便一直盘踞在江东,各自占据一方,势力根深蒂固。这些家族对于这位从北方而来的王爷充满了抵触情绪,对他的到来并不欢迎。
顾荣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在自家宅邸里,悠闲地翘着二郎腿,嗑着瓜子,对着门客们嘲笑道:“瞧瞧这位从洛阳来的落魄王爷,居然还妄想号令我们江东?真是不自量力!”言语之中,充满了对司马睿的轻视和不屑。
而另一位江东士族的重要人物贺循,则更为直接。他干脆称病不出,连面都不愿意见一下这位新到的王爷,只是让仆人传话:“近日风湿入骨,身体实在不适,实在无法前去迎接新主。”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,其真正的原因还是对司马睿的到来心存不满。
面对这一困局,王导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。他深知,要想让司马睿在江东地区站稳脚跟,就必须为其塑造一个\"天命所归\"的形象,让江东士族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统治。
永嘉三年(309年)的三月三上巳节,这个原本普通的传统节日,却成为了王导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盛宴的舞台。这一天,阳光明媚,风和日丽,正是古人临水祓禊、祈福消灾的好时机。
王导早早地开始筹备这场盛大的巡游活动。他精心挑选了装饰华丽的肩舆作为司马睿的座驾,肩舆四周用黄色的罗伞盖遮蔽,显得庄重而威严。仪仗队则旌旗招展、金鼓齐鸣,气势磅礴。
司马睿身着华服,端坐在肩舆之上,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威严。而王导、王敦兄弟则身披铠甲,骑着高头大马,亲自为司马睿开道护驾。他们的出现,仿佛是在向世人宣告司马睿的权威和地位。
当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穿行在建邺城的大街小巷时,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江东士族们纷纷驻足观望,被这壮观的场面所震撼。顾荣看到这一幕,惊讶得连手中的瓜子都撒落了一地;贺循更是连夜命人撕下了原本张贴在门上的病假条,第二天天还未亮,就急匆匆地赶到王府求见司马睿。
然而,这场看似精心策划的“形象工程”,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场表面功夫罢了。司马睿心里比任何人都要清楚,江东士族之所以会如此配合,完全是因为忌惮王氏兄弟的强大势力。
在某个深夜,司马睿独自一人坐在宫殿内,心情沉重。他紧紧地握着王导的手,眼眶泛红,声音略微颤抖地说道:“仲父啊,您看看那些士族们看朕的眼神,他们分明就是把朕当成了一个戏台上的木偶!”
王导沉默了片刻,然后从怀中掏出一方丝帕,轻轻地递给司马睿,安慰道:“陛下,莫要过于忧虑。虽然目前的情况有些棘手,但我们还是有办法应对的。”
司马睿接过丝帕,擦了擦眼角的泪水,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,问道:“仲父,您有何良策?”
王导深吸一口气,缓缓说道:“陛下,依臣之见,我们可以以‘克复中原’为旗号。如今北方沦陷,大量流民南迁,这正是凝聚人心的绝佳时机。”
司马睿闻言,眼前一亮,但随即又面露难色:“可是,中原已经失去,这旗号……又该如何兑现呢?”
王导苦笑一声,解释道:“陛下,我们可以先立下这个旗帜,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当务之急,是要稳住江东的根基,让士族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实力。”
就在这个时候,北方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不堪。永嘉五年(公元 311 年),匈奴军队如饿虎扑食般在宁平城对晋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,这一战,晋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,十余万英勇的将士们在敌人的刀枪之下惨遭屠戮,鲜血染红了大地,惨叫声响彻云霄。
然而,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。同年六月,洛阳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也在匈奴铁蹄的践踏下沦陷了,晋怀帝不幸被俘,成为了敌人的阶下囚。这一系列的变故,被后世称为“永嘉之乱”,它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动荡。
这场浩劫使得无数北方的士族和普通百姓失去了家园,他们被迫背井离乡,踏上了南迁的艰难之路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,人们扶老携幼,流离失所,一路风餐露宿,饱受艰辛。
二、\"王与马,共天下\"的魔幻职场
建兴五年(317年),司马睿在建邺正式登上晋王的宝座,这标志着东晋政权的初步建立。然而,这个新生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,因为它内部隐藏着一种畸形的基因。
王导,这位东晋的开国元勋,此时正处于权力的核心。他在内居中执掌朝政,总揽百官,成为事实上的宰相;而他的堂兄王敦,则在外手握强兵,坐镇荆州,势力如日中天。朝堂之上,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格局——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。
在一次朝会上,王导当着满朝文武的面,毫不留情地斥责司马睿:“陛下近日怠于政事,长此以往,何以服众?”司马睿被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吓得脸色苍白,他像一个做错事的孩童般,低着头,连声称是。
退朝后,司马睿如释重负地回到后宫。他独自一人躲在角落里,啃着桃子,心中却充满了懊悔和无奈。他喃喃自语道:“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!如果我还在琅琊做个闲散王爷,岂不是更加快活自在?”
王敦的跋扈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。太兴四年(321 年),司马睿为了制约王氏家族的势力,决定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、刘隗为镇北将军,让他们分别都督六州和四州的军事。这个消息传到荆州后,王敦怒不可遏,他猛地一拍桌子,怒吼道:“竖子竟敢如此!”
王敦对司马睿的这一举动感到极度不满,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力的严重挑战。于是,他毫不犹豫地直接上书朝廷,毫不掩饰地指责戴渊和刘隗是“乱政误国”之人。
司马睿看到王敦的上书后,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无法容忍王敦如此公然地对他的决策进行指责,毕竟他才是皇帝,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司马睿愤怒地喊道:“朕乃天子,岂容他人如此放肆!”
然而,面对司马睿的愤怒,王敦却毫不畏惧,反而发出了一阵轻蔑的嗤笑。他回应道:“若无我王氏,陛下这皇位,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。”这句话无疑是对司马睿的一种极大的挑衅,表明了王敦对自己家族势力的极度自信以及对司马睿的轻视。
为了打破王氏家族的垄断局面,司马睿决定重用出身寒族的刘隗和刁协。刘隗深知王氏势力的强大,每日都向司马睿进谏:“陛下,王氏一族权势滔天,如果不趁早铲除他们,将来必定会成为您的心腹大患啊!”司马睿听后,紧紧咬着牙关,下定决心道:“那就削减他们的兵权,分化他们的势力!”
然而,司马睿的这一举动却彻底激怒了王敦。永昌元年(322年)正月,王敦以“清君侧”的名义,在武昌起兵造反。他在檄文中严厉斥责刘隗和刁协是“谗佞乱朝”之人,并扬言要“匡扶社稷”。
当这个消息传到建康时,司马睿惊恐万分,急忙召见刘隗和刁协,共同商议应对之策。然而,当他见到这两个人时,却突然改变了脸色,怒喝道:“都是因为你们的挑唆,才导致这场大祸降临,现在你们各自逃命去吧!”
可怜的刘隗无奈之下,只得逃往北方,投奔后赵。而刁协则在逃亡途中,被他的部下残忍杀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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