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9章 考场下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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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干什么呢？！”一个号军厉声喝问，狐疑的目光扫视着李明和旁边的号舍。

李明强作镇定，放下笔，揉了揉手腕，声音带着“疲惫”：“回大人，学生手腕酸痛，稍作歇息。”

号军举着灯笼，仔细看了看李明摊开的考卷和桌面，除了笔墨纸砚和水壶，并无异常。他又狐疑地看了看旁边的二号号舍，里面的人影正襟危坐，奋笔疾书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

“老实点！莫要交头接耳！”号军警告了一句，继续往前巡考。

脚步声渐渐远去。

李明浑身发软，几乎虚脱，后背的冷汗冰凉一片。他心有余悸地看向旁边的号舍，那个模糊的人影似乎也松了口气，但依旧不敢与李明对视。

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，仿佛从未发生。

那个被传递又被夺回的纸团里，到底是什么？是空白？还是…写着什么东西？旁边这个人，是受人指使嫁祸于他？还是…他自己想作弊，慌乱中扔错了地方？

疑问如同冰冷的藤蔓，缠绕上李明的心头。他看向自己几乎完成的考卷，又看看旁边那个如同定时炸弹般存在的“邻居”。最后一天一夜，在这臭气熏天、危机四伏的号舍里，还会发生什么？那个纸团，会不会再次出现？

院试的硝烟虽已散去，案首的荣光也渐渐沉淀为考箱里一张盖着鲜红官印的文书。但李明很清楚，秀才功名，仅仅是攀登那座名为“科举”的险峻高山时，踏上的第一级坚实台阶。前方，是更辽阔也更艰险的天地——乡试（秋闱）、会试（春闱）、殿试！

相较于童生试对基础知识的考察，乡试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可同日而语。尤其是经义部分，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释义和背诵，而是要求考生深挖“微言大义”，阐发圣贤之道中的精微哲理，甚至要有自己的创见。而策论，更是需要结合时弊，引经据典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治国安邦之策。

李明的书房里，书籍的厚度和深度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。除了必备的四书五经，书桌上堆满了《春秋三传》（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）的精解注疏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的集释考辨，以及历代大儒如董仲舒、朱熹、王阳明关于义理心性的煌煌巨着。

“过目不忘”的能力，此刻依旧如同神兵利器。那些艰深晦涩、佶屈聱牙的注疏文字，在他眼中如同温顺的流水，只需一遍，便能清晰地烙印在脑海深处，分毫不差。

然而，当李明试图去理解、去融会贯通、去在这些字缝里挖掘出那所谓的“微言大义”时，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柄“神兵”的局限性。

比如眼前摊开的《春秋·隐公元年》，开篇第一句：“元年春，王正月。”

短短五个字。

各家注解却浩如烟海，争论不休。

《左传》侧重史实，记录事件。

《公羊传》却在这“王正月”三个字上大做文章，认为孔子特意写“王正月”，是为了强调周天子的正统地位，暗含“大一统”思想，是“尊王”的微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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