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0章 李康《运命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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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于世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以德御运气，以道御命，何患不臧？

- 解析：感慨人生短暂，如同白驹过隙。作者提出应对命运的方式，即通过道德来驾驭运气，用道义来驾驭命运，如此便不必担忧结果不好。这表明尽管命运强大且无常，但人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对道义的坚守，在有限的人生中更好地面对命运，体现了一种在命运面前积极的人生态度。

若乃怀匹夫之量，挟一隅之智，欲以徼幸取巧，居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弃顺效逆，妨贤卖友，自衒自媒，求人之知，福不盈眦，祸溢于世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

- 解析：描述了小人的行为和结局，他们心胸狭隘、智谋短浅，妄图通过侥幸取巧获取利益，居非其位，行为不符合道义，背弃正道，妨碍贤能，出卖朋友，自我炫耀以求他人赏识，最终福分极少，灾祸却遍布世间。与之相对，君子则安于平易的处境等待命运的安排。通过小人与君子在面对命运时不同行为和结局的对比，强调了坚守道德和顺应命运的重要性，引导人们以君子的方式面对命运。

是故言有招祸也，行有招辱也，君子其慎之！

- 解析：文章结尾总结，指出言语可能招来灾祸，行为可能带来耻辱，提醒君子要谨慎行事。这不仅是对前文关于命运与行为关系的总结，也给读者以警示，强调在命运面前，人们需要时刻谨慎言行，以避免不必要的灾祸和耻辱，使文章的劝诫意味更加浓厚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。

……

句译：

夫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

译：国家的太平与动乱，是由时运决定的；个人的困厄与显达，是由命运决定的；地位的尊贵与卑贱，是由时机决定的。

故运之将隆，必生圣明之君。圣明之君，必有忠贤之臣。

译：所以，时运即将昌盛的时候，一定会出现圣明的君主。有了圣明的君主，就必然会有忠诚贤能的臣子。

其所以相遇也，不求而自合；其所以相亲也，不介而自亲。

译：他们之间的相遇，不用刻意追求就能自然契合；他们之间的相亲，不用他人介绍就能自然亲密。

唱之而必和，谋之而必从，道德玄同，曲折合符，得失不能疑其志，谗构不能离其交，然后得成功也。

译：君主倡导的事情，臣子必定会应和；君主谋划的事情，臣子必定会听从。他们在道德观念上完全一致，一举一动都符合彼此心意，利害得失不能使他们的志向产生疑虑，谗言陷害不能使他们的交情分离，这样之后才能成就功业。

其所以得然者，岂徒人事哉？授之者天也，告之者神也，成之者运也。

译：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，难道仅仅是人力所致吗？这是上天授予的，是神明告知的，是时运促成的。

夫黄河清而圣人生，里社鸣而圣人出，群龙见而圣人用。

译：黄河水变清就会有圣人诞生，里社中有声音鸣响就会有圣人出现，群龙出现就会有圣人被任用。

故伊尹，有莘氏之媵臣也，而阿衡于商。

译：所以，伊尹本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，却在商朝成为阿衡（宰相）。

太公，渭滨之贱老也，而尚父于周。

译：姜太公本是渭水岸边的贫贱老人，却在周朝被尊为尚父。

百里奚在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。

译：百里奚在虞国时虞国灭亡，到秦国后秦国称霸，并非他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在秦国才有才能。

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三略之说，以游于群雄，其言也，如以水投石，莫之受也；及其遭汉祖，其言也，如以石投水，莫之逆也。

译：张良得到黄石公授予的兵书，诵读《三略》的学说，以此游说群雄，他的主张，就像把水泼向石头，没有人接受；等到他遇到汉高祖，他的主张，就像把石头投入水中，没有人违抗。

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，而巧言于沛公也。然则张良之言一也，不识其所以合离？合离之由，神明之道也。

译：并非张良在陈涉、项羽面前拙于言辞，而在沛公面前善于言辞。然而张良的言论是一样的，为什么有时被接受有时被拒绝呢？这种接受与拒绝的原因，是神明的旨意。

故彼四贤者，名载于箓图，事应乎天人，其可格之贤愚哉？

译：所以伊尹、姜太公、百里奚、张良这四位贤者，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图箓上，他们的事迹顺应了天命与人事，这难道能用贤愚来衡量吗？

孔子曰：‘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。嗜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。’《诗》云：‘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；惟申及甫，惟周之翰。’运命之谓也。

译：孔子说：“自身保持清明，气志就如同神明。当嗜欲将要到来时，必定会先有征兆。就像天降及时雨，山川会先出现云雾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巍峨的山岳降下神灵，诞生了甫侯和申伯；正是因为有申伯和甫侯，他们才成为周朝的栋梁。”这说的就是命运啊。

岂惟兴主，乱亡者亦如之焉。

译：岂止是兴盛的君主如此，导致国家混乱灭亡的君主也是这样。

幽王之惑褒女也，祆始于夏庭。

译：周幽王被褒姒迷惑，灾祸的征兆在夏朝宫廷就已出现。

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，征发于社宫。

译：曹伯阳得到公孙强，征兆在社宫显现。

叔孙豹之昵竖牛也，祸成于庚宗。

译：叔孙豹亲近竖牛，灾祸在庚宗酿成。

吉凶成败，各以数至。咸皆不求而自合，不介而自亲矣。

译：吉凶成败，都按照一定的气数到来。它们都是不用刻意追求就能自然契合，不用别人介绍就能自然亲密的。

昔者，圣人受命河洛曰：‘以文命者，七九而衰；以武兴者，六八而谋。’

译：从前，圣人接受河图洛书的启示说：“凭借文德受命的，七九之数时就会衰落；凭借武力兴起的，六八之数时就会谋划变革。”

及成王定鼎于郏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

译：等到周成王在郏鄏定都，占卜得知传世三十代，享国七百年，这是上天的命令。

故自幽厉之间，周道大坏，二霸之后，礼乐陵迟。

译：所以从周幽王、周厉王时期开始，周朝的政治制度就严重败坏，春秋五霸之后，礼乐制度逐渐衰败。

文薄之弊，渐于灵景；辩诈之伪，成于七国。

译：文化浅薄的弊端，在周灵王、周景王时逐渐显现；诡辩欺诈的风气，在战国时期形成。

酷烈之极，积于亡秦；文章之贵，弃于汉祖。

译：严刑峻法的极致，在秦朝积累；文章辞藻的尊贵，被汉高祖弃置。

虽仲尼至圣，颜冉大贤，揖让于规矩之内，訚訚于洙、泗之上，不能遏其端；孟轲、孙卿体二希圣，从容正道，不能维其末，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。

译：即使是孔子这样的至圣之人，颜回、冉求这样的大贤之人，在礼仪规范中相互礼让，在洙水、泗水之上和颜悦色地讲学，也不能阻止衰败的开端；孟轲、荀况效法二位圣人，遵循正道，也不能挽救末世的颓势，天下最终陷入混乱而无法挽救。

此所谓命也。岂惟一世哉？

译：这就是所说的命运啊。难道仅仅这一个时代是这样吗？

且夫天下事不可胜数，狐疑犹豫，当断不断，必有后祸。

译：况且天下的事情数不胜数，遇事犹豫不决，该决断的时候不决断，必定会留下后患。

故知者审于量主而进，不达者追于成名而退。

译：所以明智的人审慎地衡量君主然后决定是否进取，不明事理的人追求成名而盲目行动然后才知退避。

若夫吕尚之遇文王，宁戚之迕桓公，或投己于鼎镬，或释褐于版筑，去之则神罢气沮，就之则成王定霸，然而二子者，岂素宦于朝，借誉于左右，然后乃得荐达哉？

译：像吕尚遇到周文王，宁戚冒犯齐桓公，他们有的甘愿赴死，有的从筑墙的劳役中被起用，离开这些君主就会精神萎靡、志气沮丧，追随这些君主就能成就王业、奠定霸业。然而这两个人，难道是一向在朝廷为官，借助身边人的赞誉，然后才得以被举荐显达的吗？

精诚感于神明，忠义服于邻国，岂借问于乡闾，比誉于品藻，然后乃光扬哉？

译：他们的精诚感动了神明，他们的忠义使邻国敬服，难道是借助乡人的称赞，通过品评者的赞誉，然后才声名远扬的吗？

及至从仕也，趋舍不合，言语相违，俯仰异趣，功业不建，有自来矣。

译：等到他们入朝为官，与君主取舍不合，言语相悖，志向不同，功业无法建立，这是有原因的。

故僚相视而笑，朋执摇头，而求其所以然之故，岂可得哉？

译：所以同僚们相视苦笑，朋友们摇头叹息，想要探求其中的原因，又怎么能得到呢？

夫疾风劲草，岁寒松柏，事患难然后知君子之不挠也。

译：在猛烈的大风中，只有坚韧的草才不会被吹倒；在严寒的冬天，只有松柏才依然常青，只有经历患难才能知道君子不会屈服。

是故有以自得之者，有以因人而及之者。有以徳掩其言者，有以言显其行者。

译：所以有的人能依靠自己的才能获得成功，有的人依靠他人的帮助获得成功。有的人用品德掩盖自己的言论，有的人用言论彰显自己的行为。

譬犹农夫之垦，以时种之，虽有不遇年，必有丰年焉。然士之立身，犹农夫之稼，不可不熟择其种。

译：就好像农夫耕种，按时播种，即使遇到灾年，也必定会有丰收的年份。然而士人立身处世，就像农夫种庄稼，不能不慎重地选择种子。

故士莫先于择主，择主而后仕之，不以其道藏之。

译：所以士人最重要的是先选择君主，选择好君主之后再去侍奉他，不符合道义就隐居起来。

是故陈平和韩信用术而归于汉，五伯九合诸侯，用此术也。

译：所以陈平和韩信运用智谋归附汉朝，春秋五霸多次会盟诸侯，也是运用了这种方法。

《易》曰：‘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’ 士之得时，义形于色，苟误其主，虽加以朱轮华毂，用如不及矣。

译：《易经》说：“云跟随龙，风跟随虎，圣人兴起而万物显现。”士人遇到合适的时机，正义就会表现在神色上，如果选错了君主，即使给予他高官厚禄，也如同来不及接受一样。

故人主有必先知觉之明，臣下有推致之节，故能安危定国，成业保家。

译：所以君主应该有先觉先察的明智，臣子应该有推举贤能的节操，这样才能使国家转危为安，成就大业，保住家族。

昔者，豫让为智伯臣，智伯国士遇之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豫让漆身吞炭，以报恩雠，名垂于后世，君臣之际，可谓尽矣。

译：从前，豫让做智伯的臣子，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他，等到赵襄子杀死智伯，豫让漆身吞炭，来报答智伯的恩情，为他报仇，名垂后世，君臣之间的关系，可以说达到了极致。

夫公叔痤知鞅之贤，荐之于魏惠王，惠王不用，至于车裂；吴起知刑名之可以霸，变俗于楚，楚王不就，功败而身死。

译：公叔痤知道商鞅的贤能，把他举荐给魏惠王，魏惠王不任用，最终商鞅被车裂；吴起知道运用刑名之术可以使国家称霸，在楚国改变旧俗，楚悼王不采纳，最终功败身死。

斯二子者，皆有雄才大略，不免于祸难者，遇不遇也。

译：这两个人，都有雄才大略，却不免遭遇灾祸，这是因为他们有没有遇到合适的君主。

故伍员浮尸于江，苌弘流血于蜀，白起赐剑于杜邮，文种伏剑于山阴。

译：所以伍子胥尸体被抛入江中，苌弘的血在蜀地化为碧玉，白起在杜邮被赐剑自杀，文种在山阴伏剑而死。

彼数子者，岂不忠哉？然而不免于死者，运命之所在也。

译：他们这些人，难道不忠诚吗？然而却不免一死，这是命运的安排啊。

故曰：‘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’

译：所以说：“以正直的方式侍奉君主，到哪里不会多次被罢黜呢？以不正当的方式侍奉君主，又何必离开自己的祖国呢？”

故运命之所在，人事不能夺也。

译：所以命运的安排，人力是无法改变的。

仲尼曰：‘道之将行也与？命也。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。’

译：孔子说：“道将要施行吗？这是命运。道将要废弃吗？这也是命运。”

夫道之行废，犹命之穷达也。故运命无常，惟人所召。

译：道的施行与废弃，就如同命运的困厄与显达。所以命运没有固定的模式，全由人自己招致。

人生于世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以德御运气，以道御命，何患不臧？

译：人生在世，就像白马在缝隙前一闪而过，转瞬即逝。用道德来驾驭运气，用道义来驾驭命运，又何必担心结果不好呢？

若乃怀匹夫之量，挟一隅之智，欲以徼幸取巧，居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弃顺效逆，妨贤卖友，自衒自媒，求人之知，福不盈眦，祸溢于世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

译：如果怀着普通人的气量，依仗片面的智慧，想要侥幸取巧，处于不适合自己的位置，做不符合道义的事情，违背正道，效仿逆行，妨碍贤能，出卖朋友，自我炫耀，自我推荐，谋求别人的赏识，那么福分少得可怜，灾祸却遍布世间，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处境来等待命运的安排，小人却冒险行事妄图侥幸获得成功。

是故言有招祸也，行有招辱也，君子其慎之！

译：因此，言语有时会招来灾祸，行为有时会招来耻辱，君子对此要慎重啊！

……

全译：

国家的太平与动乱，取决于时运；个人的穷困与显达，取决于命运；地位的尊贵与卑贱，取决于时机。所以，时运即将昌盛之时，必定会诞生圣明的君主。有了圣明的君主，就必然会有忠诚贤能的臣子。他们的相遇，无需刻意追求便自然契合；他们的亲近，无需他人介绍便自然亲密。君主倡导，臣子必定应和；君主谋划，臣子必定听从。他们道德观念一致，行为举止相符，利害得失不会动摇他们的志向，谗言构陷不能离间他们的交情，如此才能成就功业。他们之所以能如此，难道仅仅是人力所为吗？这是上天授予的，是神明告知的，是时运促成的。

黄河水变清，圣人便会诞生；里社发出鸣响，圣人就会出现；群龙显现，圣人就会得到任用。伊尹，本是有莘氏陪嫁的奴仆，却成为商朝的阿衡（宰相）。姜太公，原是渭水之畔的贫贱老者，却在周朝被尊为尚父。百里奚在虞国时，虞国灭亡；到秦国后，秦国称霸，并非他在虞国无才而在秦国才有才。张良得到黄石公授予的兵符，研习《三略》的学说，以此游说群雄，他的主张却如泼水投石，无人接受；等到他遇到汉高祖，他的建议就像投石入水，无人违抗。并非张良在陈涉、项羽面前言辞笨拙，而在沛公面前善于言辞。然而张良的言论始终如一，为何有时被接受，有时被拒绝呢？这种接受与拒绝的缘由，乃是神明的旨意。所以，伊尹、姜太公、百里奚、张良这四位贤者，他们的名字载入图箓，事迹顺应天命人事，难道能用贤愚来评判吗？孔子说：“自身秉持清明，气志如同神明。嗜欲即将来临时，必定先有征兆。就像天降及时雨，山川先有云气升腾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山岳降下神灵，诞生了甫侯和申伯；正是有了申伯和甫侯，才成为周朝的栋梁。”这说的就是命运啊。

岂止是兴盛的君主如此，导致国家混乱灭亡的君主也是一样。周幽王被褒姒迷惑，灾祸的征兆在夏朝宫廷就已出现。曹伯阳得到公孙强，征兆在社宫显现。叔孙豹亲近竖牛，灾祸在庚宗酿成。吉凶成败，皆按一定气数到来。都是不须刻意追求便自然契合，不待他人介绍便自然亲近。从前，圣人受河图洛书的启示说：“凭借文德受命的，七九之数时就会衰落；凭借武力兴起的，六八之数时就会谋划变革。”等到周成王在郏鄏定都，占卜得知传世三十代，享国七百年，这是上天的旨意。所以，从周幽王、周厉王时期起，周朝的政治开始衰败，春秋五霸之后，礼乐制度逐渐崩坏。文化浅薄的弊端，在周灵王、周景王时逐渐显现；诡辩欺诈的风气，在战国时期形成。严刑峻法的极致，在秦朝积累；文章辞藻的尊崇，被汉高祖摒弃。即使孔子这样的至圣之人，颜回、冉求这样的大贤之人，在礼仪规范中相互礼让，在洙水、泗水之畔温和讲学，也无法遏制衰败的开端；孟轲、荀况效法孔颜二位圣人，遵循正道，也无法挽救末世的颓势，天下最终陷入混乱而无法挽救。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啊。难道仅仅这一个时代如此吗？

况且天下之事数不胜数，遇事迟疑不决，当断不断，必有后患。所以明智的人审慎衡量君主后才决定进取，不明事理的人盲目追求成名，失败后才懂得退避。像吕尚遇到周文王，宁戚冒犯齐桓公，他们有的甘愿赴死，有的从筑墙劳役中被起用，离开这些君主就会精神萎靡、志气沮丧，追随这些君主就能成就王业、奠定霸业。然而这二人，难道是一向在朝中为官，借助身边人的赞誉，然后才得以举荐显达的吗？他们的精诚感动神明，忠义使邻国敬服，难道是借助乡人的称赞，依靠品评者的赞誉，然后才声名远扬的吗？等到他们入朝为官，与君主取舍不合，言语相悖，志向不同，功业难以建立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所以同僚们相视苦笑，朋友们摇头叹息，想要探寻其中的原因，又怎么能得到呢？疾风知劲草，岁寒见松柏，只有经历患难，才知道君子不会屈服。所以，有的人凭借自身才能获得成功，有的人依靠他人帮助取得成就。有的人用品德掩盖言论，有的人用言论彰显行为。就如同农夫耕种，按时播种，虽会遇到灾年，但必有丰年。然而士人立身处世，就像农夫种庄稼，不能不慎重选择“种子”。所以士人最重要的是先选择君主，选择之后再去侍奉，不合道义就隐居。所以陈平和韩信运用智谋归附汉朝，春秋五霸多次会盟诸侯，也是运用了这种方法。《易经》说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兴起，万物皆现。”士人遇到时机，正义便会表现在神色上，如果选错君主，即使给予高官厚禄，也无济于事。

所以君主应有先觉先察的明智，臣子应有推举贤能的节操，这样才能使国家转危为安，成就大业，保住家族。从前，豫让做智伯的臣子，智伯以国士之礼相待，等到赵襄子杀死智伯，豫让漆身吞炭，以报答智伯的恩情，为他报仇，名垂后世，君臣之间的关系，可以说达到了极致。公叔痤知道商鞅的贤能，举荐给魏惠王，魏惠王不任用，最终商鞅被车裂；吴起知道运用刑名之术可以使国家称霸，在楚国变革风俗，楚悼王不采纳，最终功败身死。这二人都有雄才大略，却不免遭遇灾祸，这是因为他们是否遇到了赏识自己的君主。所以伍子胥尸体被抛入江中，苌弘的血在蜀地化为碧玉，白起在杜邮被赐剑自杀，文种在山阴伏剑而死。他们这些人，难道不忠诚吗？然而却不免一死，这是命运的安排啊。

所以说：“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，到哪里不会多次被罢黜呢？以不正当之道侍奉君主，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呢？”所以命运的安排，人力无法改变。孔子说：“道将要施行吗？这是命运。道将要废弃吗？这也是命运。”道的施行与废弃，如同命运的穷困与显达。所以命运无常，全由人自己招致。人生在世，如白驹过隙，转瞬即逝。用道德驾驭运气，用道义驾驭命运，又何必担心结果不好呢？如果怀着普通人的气量，依仗片面的智慧，妄图侥幸取巧，处于不适当的位置，做不合道义之事，违背正道，效仿逆行，妨碍贤能，出卖朋友，自我炫耀，自我推荐，谋求别人的赏识，那么福分极少，灾祸却遍布世间，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处境等待命运安排，小人却冒险行事妄图侥幸成功。

因此，言语可能招来灾祸，行为可能带来耻辱，君子对此要慎重啊！